【协作】26位女性和她们的堕胎故事 1/3

Jake

尼克尔，19岁，来自肯塔基（摄影：克里斯多夫·安德森/玛格兰图片社/纽约杂志）

在我们半个世纪的文化大战中的所有战役里，也许还没有哪一个问题，在我们的法律和道德层面上，像堕胎一样远没有得到解决。现在是这场战斗的第五个十年，然而在过去的两年里，美国的26个州已经通过了超过111个限制堕胎条款。四十一年前的德克萨斯州，一名化名简•罗伊的单身孕妇为争取堕胎的权利而提起诉讼。同样在该州，温蒂•戴维斯因为阻扰堕胎法案的通过成了民族英雄，而该州州长却因为签署了这一法案也成为民族英雄。

诉讼进行了，法院也做出了判决，但是人们似乎仍然未就妇女是否能终止妊娠以及于何时、何地、如何终止妊娠达成一致。甚至是在罗伊诉韦德案中，最高法院在其判决中都有所保留：仅仅在妊娠的头三个月，堕胎可以由个人决定；在怀孕的第二个三个月里，各州可以基于保障母亲的健康对堕胎进行干预；一旦胚胎被认为“可存活的”，其所在的州可以设置任何该州认为恰当的对堕胎的限制。

一系列的法庭裁决确保了在堕胎法的起草上的更多的自由，立法者也通过制定一系列法规对此作出回应：阿肯色州禁止怀孕十二周后堕胎，而在路易斯安那州，堕胎前要将妇女的超声波检查结果给她看。在加利福利亚，目前一名受过培训的护士就可以实施堕胎手术，但是在密西西比州，做堕胎手术的人必须当地医院具有接收病人权利的产科医生。这条规定可能使该州最后一个留存的诊所关闭了。本月，联邦上诉法院支持了德克萨斯州的一部类似法律，除了为数不多的几个，其他的全部予以关闭。

但是对于所有的法规和抗议来说，尽管堕胎“安全、合法、稀少”以及“堕胎是谋杀”，堕胎还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所有的妊娠中大约有一半是意外妊娠；每年，这一半当中又有一半（120万）妊娠会以堕胎来终结。

然而，我们可能需要将堕胎这个概念抽象出来才能更加轻松地加以讨论；堕胎所激发的情感太复杂以至于我们不能够正视这些情感的所有特性。这可能也就是为什么甚至是在这个国家开放程度高的地方也很少有人公开地谈论这样的经历。这使得堕胎的事实和与之相随的情感，成为我们的政治对话中的沉默的人证。即使是现在，罗伊的事情发生后的四十年，一些妇女只有在我们不印出她们的真名的情况下才和我们谈论堕胎的事。

正如她们故事所表现的那样，2013年发生在美国的堕胎经历差异很大。这些经历不仅因州而异，还因文化、种族、收入、年龄、家庭而异；因男朋友是否载她们去或者请求她们不要去诊所堕胎而异；因医务人员的同情或者麻木而异；因她是单独在家里吃堕胎药还是设法穿过诊所外的抗议者去堕胎而异。一些人羞于告诉他们的朋友或者家人；另一些人则因为这样的经历变得更强大。同一个人可能会在某个早晨带着悔恨醒来，而第二天又心怀安慰——大多数人会为一块示威标语感到纠结。一名妇女告诉我们：“我们没机会去谈论我们心中的犹豫和不安。”

尼克尔，19岁

堕胎时间：2013，肯塔基

那是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春天，预约流产的日子逐渐临近了——我有点害怕。我想留下这个孩子，我的男朋友总是参加橄榄球训练，因此他不能和我一起去看医生。如果他去了，他应该会有不同的感觉吧。但是他说“我绝不会去的”，我想向他表明我很爱他，爱到愿意为他打掉孩子的地步。在我怀孕十三周时，我们预约了在肯塔基州离我最近的一家诊所，去那里要花上4个小时；但就在前一晚上，我们还是决定不去了。凌晨两点钟的时候，他打电话来说“穿好衣服”，我说“我不想去”，我们两人一路上都在哭。我不认为流产是谋杀，但我一直反对流产。当我告诉他诊所的信用卡扫描仪坏了时，他问我是否在找借口。我们去了一个加油站的ATM机那儿取了1000美元，我顿时情绪崩溃了，他说“好吧，你不用回诊所去了”我听了简直太开心了。然后他说，“我们开了这么远的车，别哭了，拿出成年女子的样子来。”我听了非常生气，但实在是太困了，懒得和他争吵。当我在做超声波检查时，我要求看一下图片，那个护士说，“当真要看吗？”一个月后，我男朋友说他也后悔了。我独自一个人为此伤心哭泣，他觉得谈论此事会让我伤心，但我不想让我们的宝贝认为我们就这么忘了它。我还没有听说这里有其他人流过产。

克里希（摄影：克里斯多夫·安德森/玛格兰图片社/纽约杂志）

克里希，39岁

堕胎时间：2004、2005、2007，伊利诺斯

我查了芝加哥的黄页，预约了一个我以为是流产诊所的地方。他们让一个黑人女的进来和我谈谈，那个人告诉我他的丈夫曾经刚开始也不想要孩子，还努力说服我留下自己的孩子。然后他们给我看一段宫颈扩张和吸取胎儿的视频。我们以为我靠政府发放的食物券生活。当时，我不知道怎么说清他们那样的想法对我而言是种冒犯。我当时28岁，是一名律师助理，并不是他们想的那种人。他们送我回家，还给了我一个婴儿用的摇铃和婴儿套装。那发生在2002年，不是什么老早以前的事情。他们送我到去另外一个地方进行免费的超声波检查。操作超声波的技师说，“如果你现在做流产的话，将会使你的子宫破裂，未来就不能再怀孕生孩子了。”我茫然不知所措，我不想因不能生孩子而后悔，所以我继续怀孕并生下了我的儿子。在我丢掉工作之后，我就付不起我的医疗保险(COBRA)【注】、水电煤气费、房租和食物了，也没再见过那些人了。从那之后，我经历了三次流产，我不清楚我的身体，也没人给我提供任何相关的信息。第三次流产后，我偶然遇到一位支持生育公平的拥护者，最后是他教会了我如何弄清楚自己的生育能力。

【注】COBRA：联邦统一综合预算协调法（Consolidated Omnibus Budget Reconciliation Act）是美国劳工法的一部分，离职后某些符合条件的前雇员和家属仍然可以在至少18个月内继续享受医疗保险，但保险费需全部由个人承担。

米拉，29岁

堕胎时间：2004，南达科他

在我被大学录取的那一天，我的妊娠测试呈阳性，我去了社区卫生中心，说我想和护士谈谈我都有哪些选择，他们把我赶了出去。离我最近的三家诊所都在300英里外，我借了我妈妈的车。我的男朋友，现在的是我的丈夫，他陪我一起去了。我确实不清楚我是怎么筹到了700美元的。下班后我们5点钟出发，开车前往科罗拉多。那是正值隆冬时节，异常寒冷。整个洛基山脉地区的天气变化无常，我们待在夏延【注】的一处旅馆里，这又花了我们60美元，但我们始终无法入睡。我感觉焦躁不安，除了我男朋友外，我希望能有个人陪在我的身边。我们到了诊所后，我们和一名警卫在车里见了面，他问我们是否想要一件防弹背心。在诊所内，医生抓住我的手，对我得大老远的跑到这里表示抱歉。十分钟之后，流产手术就做完了。

【注】夏延：Cheyenne，位于美国怀俄明州。

雷德（摄影：克里斯多夫·安德森/玛格兰图片社/纽约杂志）

雷德，30岁

堕胎时间：2008，宾夕法尼亚

我男朋友的控制欲很强，在我怀着我的儿子的时候，他让我相信节育会伤害我的身体。我们通常在车里睡觉。我在一处荒废的空房子外面对着一个用来搅拌水泥的桶小便，就这么做了妊娠测试。我觉得，不能因为自己一个愚蠢的决定就去堕胎。有人告诉我说你爱这个孩子是下意识的，但这可不是真的。之后在2008年，我怀了男友史蒂夫的孩子，我们在塔基特百货一起工作。他想要结婚并让我生下孩子。我几乎都快养不起我自己的儿子了，那时我还和父母住在一起。我不想一辈子都绑在史蒂夫的身边。我妈妈和我去了计划生育中心。那天下着滂沱大雨，示威者在车前拦住我们，给我们看那些恶心的图片。我当时情绪特别激动，但我又很害怕如果我表现出了任何情绪，他们就不会让我去堕胎了。我告诉他们我已经生了一个孩子，医生让堕胎看起来像是一种流水线的工作。我只是告诉史蒂夫我流产了。我们又在一起了一年的时间，但那个秘密完全破坏了我们的关系。如果我是住在车里，被男友虐待的话，人们也许会更能理解我的选择。这次，我节育了，有了一份全职工作和男朋友。人们可能会想我应该留着孩子，但是我做不到。

希瑟，32岁

堕胎时间：2011和2013，田纳西

我已经有两个女儿了，都是意外怀孕，但我从没有过堕胎的念头，因为我是在虔诚信仰宗教的环境下长大成人的。而现在我堕过两次胎，如果我家人知道了，他们肯定会和我断绝关系。我第一次堕胎是在两年前。那时我和丈夫经济困难，而且正在考虑分居，我只好放下良心去堕胎。那个医生很古怪，吹着流行的调子。伴着他的口哨声，我可以听到真空管吸出胎儿的声音。现在我听到那种曲调还是会发抖。后来，那个医生丢掉了他的行医执照。一个月前，我又怀孕了。我的公公婆婆帮我们解决了经济困难，所以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让他们参与到我们的决定中来。他们给了500美元现金让我们去诊所，我很不情愿，觉得是为了维持现在的家庭而被迫去堕胎。我被金钱帮助所操纵了。我深深地爱着两个女儿，根本无法想象要是将她们流掉了会怎样。内心的愧疚与羞耻几乎将我淹没。候诊室里一片难以名状的死寂，每个人都在克制着自己的感情，这种克制让人悲伤心碎。真正的反堕胎者应该谨慎地评判堕胎行为，因为人们有时会出于羞耻而去堕胎。

达娜（摄影：克里斯多夫·安德森/玛格兰图片社/纽约杂志）

达娜，42岁

堕胎时间：2009，科罗拉多

蒂勒医生被杀后，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个人在新闻上讲话，我不知道他就将成为我的医生了，我摸着自己的肚子，想着怎么可能会有人去做晚期流产。但一个月后，我明白了。第29周的超声波检查发现，胎儿大脑内脑室扩大。几周后我们得知胎儿的神经系统未形成，没有任何词语能够形容那一刻我的心情。并不是说我不想要一个有缺陷的孩子，而是即使我们用尽所有的防护措施，她70%的时间里还是会处于发病状态，无法吸气或者呼吸。在那之前我们都发现不了这个难题。我首先想到的是我两岁的儿子。没人说我可以选择堕胎——是我自己问的。开车回家的路上，我不停地对丈夫说：“求求你，别认为我是个坏人。”据我所知，这个国家只有一位医生愿意做那么晚期的流产，即使是出于医学上的原因。他一定要答应我们。他在科罗拉多州，而我们在马里兰州。我开始感觉孩子在我体内紧紧地抓着我。第二周我们飞往博尔德，现款支付了所有的费用：17,500美元支付手术费，3,500美元支付这次紧急旅行的费用。他们给我做了个声波检查，找到了胎儿的心脏，然后用一根长长的针注射进去。我数她动到第四下，孩子没有了。那天，我本来应该回到那间诊所，但早上六点时，我感觉到羊水破了。我独自一人呆在宾馆卫生间里，离家万里。我不想丈夫受伤害，便没让他进来。我生下了她，完完整整地，就坐在厕所里，一直到医生和护士过来小心地把她抱走。这件事对我来说不同于对我丈夫。是我怀了她。直到我第二个女儿出生我才得到解脱。现在，我有三个孩子，都活得好好的，那位医生拯救了我的家庭。

劳伦，34岁

堕胎时间：2003，科罗拉多

尽管我总是认为，女人有权选择堕胎与否，但老实说，我想过，如果我怀孕了，我会想办法生下孩子的。但这全变了。我男朋友专制霸道。某个时刻，我觉得生命中有他比把他排除出去更安全点。但当我怀孕后，我立刻知道我不想和那个人一辈子联系在一起。我没想错，后来我们分手后，他把我的衣服锯成两半，往我汽车油箱里倒玉米糖浆。做超音波检查的过程中，我叫喊着：“我不要这个孩子了！”我不承认这个小生命。我去诊所时，看到有反堕胎者举着可怕的，非常形象的牌子在抗议。我感觉到了他们的评判。其他的经历给我带来了更多改变。今年，我流产后又做了一次刮宫术，而令人惊讶的是，我竟对那次怀孕满怀悲伤。在生活的不同状态下同样的经历竟会如此不同。。我第一个丈夫去世了。发生了这一堆破事儿，我想，这是不是对我过去做过的事的报应？我所信仰的上帝不会用那种方式施加惩罚，但如果你不想要上帝赐予你的礼物，他还会再次将它赐予你吗？随着年龄逐渐增长，还没有任何怀孕的征兆，我开始怀疑，是不是那次怀孕就是我的机会可我却放弃了？不过还好，我现在已经怀孕21周了。

玛雅（摄影：克里斯多夫·安德森/玛格兰图片社/纽约杂志）

玛雅，23岁

堕胎时间：2009，俄勒冈

我暗地里为超音波检查感到兴奋，但医生可看不见。他们说我可以让它成长然后再来堕胎，但是我忍受不了让它继续成长的想法。我走进那间冷得像冰箱一样的房间，天花板上贴着一幅小小的图片，画的是一个热带小岛。一个中年白人女护士让我呼吸，保持安静。我真想一巴掌扇她脸上。几天后，我发现自己还怀着孕。阿米巴——我的宝宝——不知道怎么回事还活着。下次去堕胎时，我有点希望会失败。我不停地对自己说些负面消极的东西，像是“别傻得跟个娃娃似的。”后来，心里面后悔，解脱和感激交织在一起，而且我对未来重新有了决心和控制感，像是，我将来要做这个，这个和这个等等。我从网上了解了怀孕的整个过程，整天幻想着肚子会变得有多大。唯一愿意听我说我有什么情绪的人是那些想让我跪倒在地请求宽恕的人。我在一家危机怀孕中心见了一个顾问，但她让我觉得讨厌。我没有机会谈论自己的犹豫与不安。

尤兰达，29岁

堕胎时间：2012，密西西比

首先我要讲的是我没堕成胎的事。三年前，我已经有一个6岁的儿子了，没法光靠自己再养一个。我预约了第二天的门诊。诊所外，抗议者们大声叫嚷着：“你们需要的不是节育，而是自制！”一个女人还跟着我，在我耳边说：“你永远都会忘不掉这一刻的。”候诊室里，我环顾了下别的妇女。其中有一个看上去大约只有14岁，她还在哭着。我一直在想：我究竟是谁？我没遭强奸，也不是未成年，只是不想要一个孩子。结果医生说，现在做手术还过早，我得两周后再来。诊所规定必须有人开车送我回家，所以我需要把这件事告诉某个人。于是我就告诉了位我认为还算是开明的朋友，但她拒绝了。我再也没回去做那个人流手术。当宝宝还很小的时候，我们就对生活失去了希望。我变得情绪低落，甚至想到过自杀。有时我会想，我没必要去要这个孩子啊，现在他可是跟我一起受罪。去年，我再度怀孕。我知道怎样应对人们的反对，而且诊所的规定也变了，我可以自己开车回家。后来，我继续采取避孕措施，但失败了。我没钱去堕胎，但诊所给了我一个基金会的号码。我告诉基金会的人说我已经有2个孩子了，他们便替我付了一半的费用。诊所给了我超声波检查的图片，我把它们放在抽屉里。我从未为此哭泣过，也不感到内疚。因为我知道身为人母并非只有快乐和幸福。

詹尼特（摄影：克里斯多夫·安德森/玛格兰图片社/纽约杂志）

詹尼特，48岁

堕胎时间：1983，加利福尼亚

18岁时，我在约会时遭人下药强奸。只记得醒来时，那个男人正在我身上，咧着嘴诡异地笑着。当我发现自己怀孕时，只是想着：那个混蛋！我并没想过孩子会怎样。由于得存钱做手术，所以我尽可能熬到必须要做手术的最后一周才去了诊所。我最好的朋友开车送我去的。我当时害怕极了。当我真的到了那儿的时候，心想：哦，我的天哪！我肚子里有一条小生命！医护人员则非常实际，也没有一点儿同情心。一位护士说：“看起来像是个女孩。”

艾比，28岁

堕胎时间：2010、2011，纽约、俄克拉荷马

我第一次堕胎是25岁，那是在纽约。从青少年的时候起，我就认为怀孕了就要堕胎是想都不用想的事。我的观念是不能让生活阻碍自己的人生规划。我朋友开车送我去了诊所。手术在一个非常小但很明亮的白色房间里进行的，那就像一场噩梦，但真的，真的很快就结束了。医护人员将我推进了一间集体病房，里面的女人们都斜躺在大而柔软的椅子上。我记得当时的感觉，舒适而温暖，因为我们都有着同样的经历。两年前，我在俄克拉荷马州时。他们并没有让我选择手术方式，而是给了我堕胎药。我的男朋友在爱达荷州工作，所以当时我孤身一人。医护人员给了我所有的书面文件，上面都写着：“这很重要，你可能会死。”他们还给了我抗生素、止痛药、一只胶乳手套和一粒需要推入阴道的药丸。在家里，抗生素让我不管走到哪儿都上吐下泻。我心想，该死的胶乳手套！该死的医生居然认为我连自己都碰不了！宫缩开始后，我的手变成了瘦骨嶙峋的爪子，全身都脱了水。我心底隐隐有种感觉，觉得自己受罪是有原因的，是为了让我为自己的状况而懊悔。我打了通电话给我的老板，他带我去了急诊室，花了2000美元。我站起来的时候，发现床上全是血，简直羞愧难当，但老板对我很好，我意识到自己可以选择不去感到羞耻。回到家，我起身上厕所，发现高尔夫球形的灰色胎盘排了出来。我想，好嘛，我只需冲了马桶就好了？

琳德赛（摄影：克里斯多夫·安德森/玛格兰图片社/纽约杂志）

琳德赛，35岁

堕胎时间：2012，明尼苏达

那个男人强行进入了我的身体。当诊所的女医生检查我的堕胎意愿书时，我嚎啕大哭。社会总是强调女人必须成为母亲。我觉得自己很自私，因为我不想当一个妈妈。

蕾切尔，30岁

堕胎时间：2007，西弗吉尼亚

我患有分裂情感性障碍。【注】我一直在服药，所以没什么问题，但是我害怕我会伤害孩子，就像我的父母曾经伤害过我一样。当我开始了解到我的家族精神病史，我和我丈夫就说：“好吧，让我们停止这种周而复始的虐待吧，不要孩子好了。“我发现自己怀孕的时候，就哭了起来。医生偷偷塞给我一些在不同州的诊所名片。她不能公开表示她主张堕胎合法化——我们住在西维吉尼亚州的一个非常宗教化的地区——但她知道怀孕期间我没法继续服药了。我们开了三个半小时的车到了马里兰州，那里我们可以一天之内把手术做完，少耽误一些工作。诊所外，修女们在祈祷；反对者们跪在地上，朝自己洒圣水。”太棒了“这个词用在这儿有些古怪，不过诊所里真的是太棒了。在那儿我感觉到我终于可以呼吸了。我做了吸宫术。如果按1到10来划分的话，疼痛度是8。在回家的路上，我感到恶心，有轻微的经期出血，我们不得不停下了好几次。我丈夫的家里人不再和我们说话。这件事也让我们知道了谁才是真正的朋友。两种耻辱交织在一起——精神病和流产。我不能脱离药物。坦白说，如果没有做那次流产手术的话，我会死的。

【注】分裂情感性障碍是精神分裂症的一种，此型患者同时具有精神分裂症和情感障碍如抑郁症、双相情感障碍或混合型躁狂症的症状。

凯西（摄影：克里斯多夫·安德森/玛格兰图片社/纽约杂志）

凯西，29岁

堕胎时间：2004，福蒙特

我和男朋友到医生那儿去，想要上子宫环（IUD），可是医生说我们应该等在一起的时间再长些，目前就使用避孕套。一个月后，学校的护士都不看我，我就知道情况不妙了。我开始哭泣，不敢进候诊室。凭直觉我知道该怎么做。但我还是想了好一阵子才接受它。我住处附近的诊所一周只有一天做流产手术，而那一天我刚好连着有四堂课。于是我去了一家要花45分钟才能到的诊所。最早的预约时间在三周之后。你不想怀孕，可又怀着孕到处跑，这真是一场噩梦。我想把这事告诉所有人，可我又怕他们会认为我很愚蠢。我从一个朋友的室友那儿借了一辆汽车。我穿了一件黑色的高领毛衣和一条很漂亮的牛仔裤——我想给护士一个好印象。我想我甚至还对她们说我是优秀学生社团的一员！现在我想，我以为我是谁啊？当时我完全不知道我们所有人都可能去做流产手术。